1937年前后，当时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前往延安。
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
当时，毛泽东非常高瞻远瞩的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
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而且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一点限制。当时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他们来后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而回去。
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区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我母亲在北平时，曾从她大姐那传看过这些书刊，很喜欢延安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喜欢延安官兵平等、军民平等，尤其喜欢书中延安的”红小鬼“，所以对延安早就心向往之!
据当时的各种报刊描述，1938-1939年，冒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延安涌来了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和中学生，这些人聪明、活泼，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一批抗日爱国学生知识分子，他们到延安，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大批青年学生，总数约达6万人!
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党员人数剩下不足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党员在军队。显然，党员数量之少，已经与中共在国内政治舞台所扮演的全国第二大党的角色十分不符。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就提出和国民党全力争夺知识分子，他认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否则，将来悔之晚矣。”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前往延安与各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人数也大约在6万人。
当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或者刚走向工作岗位的青年才俊因为高房价不能自由恋爱，婚姻，养家糊口，不能专心致志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当看到一批很能干的公务员因为高房价被迫下海。当看到全国人民的财富不断投机或投资一个个成本只有几千元一平米的水泥或木房子爆炒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很多真正的爱国人士心中充满了忧虑。因为房子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本质居住功能，变成了一种投机或投资的产品，全国人民的财富有几十万亿不能创造产生财富，只能在这房子产品中进行再分配。
而且非常让人害怕的是除少数房子在中产和富人之间流动外，大部分房产投机或投资族获取利益的对象是社会的年轻人和刚需家庭。
如果一个国家的多数普通家庭或年轻人因为高房价没有幸福感，生活压力山大，这个社会能够稳定么?
我一直呼吁国家的未来是年轻人。国家一定给他们一个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让他们与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一样，快乐的生活，工作，纯纯的恋爱。不要因为房子只能称呼心爱女友的母亲一直叫阿姨，始终没有叫妈的资格。
雄安开启的居住工作环境模式对中国的年轻人带来了激情与希望，对海外留学多年一直想报效祖国因为高房价徘徊忘返祖国多次的爱国青年学者带来兴奋。
雄安模式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年轻人浮躁的心安定下来带来的巨大积极影响力，对中国未来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以估量。如果只会闷头短炒雄安题材股票，不去深度挖掘雄安新区的未来长久投资机会不可能有好的收益。
预计大批的全球企业家和青年才俊以及希望得到真爱，发挥自己才华的年轻人会喜欢雄安，奔赴雄安。甚至退休人员想发挥余热也可能在雄安老夫愈发少年狂。
雄安不是仅仅一个新区设立，而是给中国的年轻人带来希望的乐天，雄安模式是中国的又一次社会改革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