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张军扩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设立雄安新区，对于有力有序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因此，雄安新区的重要任务之一，无疑是探索解决“大城市病”的创新举措，为全国区域协调协同共同发展树立新标杆和新模式。
发展差距悬殊、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典型缩影。规划建设雄安新区，通过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提升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提升河北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和质量效益，缩小与京津两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也将为全国范围内东中西部地区间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探索新路。
不仅如此，俯瞰中国地图，深圳、浦东和雄安呈梯度而上，分别占据全国南、中、北三个维度，将合力推动中国实现全局均衡发展，改变经济发展“南强北弱”的状况。雄安由此也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开拓发展的新支点。
张军扩向本刊记者表示，在创新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是中央设立雄安新区另一战略考量。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这个关键时期，转变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刻不容缓。如何通过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区域试验和探索，同时需要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的示范榜样。
“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央对雄安新区确定的‘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的深刻含义了。‘创新转型’是雄安新区的标志。也正因如此，才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张军扩说。
基于雄安新区在全国的独特作用和定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要把握好“新”与“特”两大关键：“新”应主要体现为管理体制的革故鼎新，发展模式的推陈出新，以及资源环境上的焕然一新;“特”应主要体现为功能规划上的专门性，行政地位上的独特性，以及发展潜力的无限性。
因此，在他看来，要把握好雄安新区的独特定位，在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过程中，最大可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最大可能注入现代科技创新要素，最大可能避免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大城市病，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为创新驱动示范区、紧凑型城市示范区、中国文化特色新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