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集中表现为忠君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燕赵文化是雄安地域文化得以生成、发展并不断得以升华的母体。从地缘上来看，雄安地区属于燕赵文化圈的史实是一贯的，从未间断。目前已知的雄安地区商周时期遗存20余处，且有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现。
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之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14公里的晾马台乡南阳村)。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目前国家文物局认证公布的有容城黑龙口燕长城、安新申明亭长城、西关长城、雄县千里铺长城、王场长城等5处。燕南古长城不仅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结合部。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收复瓦桥关，并在此设立雄州，下辖归义(今雄县)、容城二县。北宋时期，以白沟河为界与辽国对峙，出于军事需要，仍在此设置雄州。雄州的设立，大体上使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单元出现，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后周、北宋时期，是雄安地域文化继战国之后又一次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契丹雄踞北方，掌控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北宋为巩固北部边防，采取六宅使何承矩的建议，从雄州边境开河引易水向东，沿边境注入渤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十里，沿河开辟湖泊，修筑堤坝蓄水，形成大面积水田，以遏制辽国的骑兵。这一措施不仅有效地阻止了辽国骑兵南下，而且在关隘以南播种水稻，沿河种植桑枣，对于雄州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北宋还在雄州构筑了结构复杂、功能齐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边关古地道。金泰和八年(1208年)，析容城县置渥城县，并将安州的治所移到渥城，同时割容城县属安州，造成雄安区域分属于雄州和安州。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畿辅地区。明洪武七年(1373年)。降雄州为雄县，说明这一地区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文化上，由于受到京都文化的辐射和滋养，却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燕赵文化的阶段性特点就是畿辅文化，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集中表现为忠君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可以说，雄安地域文化的转型和燕赵文化的转型是同步的。燕赵文化不仅孕育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同时也不断涵养、提升着雄安地域历史文化的层次。雄安地域历史文化植根于燕赵文化，和燕赵文化一脉相承。
畿辅文化 质重朴实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雄安地域文化中天然形成了服务京师的大局意识
元明清时期，雄县、容城、安州都属于保定路、保定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地区之一，因此受京都文化影响也最深。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淀区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行宫楼阁水影，葱翠环抱，华贵优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宫驻跸，留下许多赞美白洋淀风光的诗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区，成为当地群众同乐会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这一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以教育为例，清代河北地区县级书院共计136个，其中保定府最多有22个，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均建有县一级的县学和书院。“渥城书院”“正学书院”“葛乡别塾”“静修书院”，被称为白洋淀四大书院。除书院外，乡间私塾教育也得到发展，如清代容城县80多个村庄中，就建有102座私塾。据不完全统计，元代以前，雄安地区留下著作的只有唐代的冀重和宋代的赵珣。元代雄安地区有著名学者有刘因和俞皋。明清时期，雄安文名更盛，留下著作的学者多达40余位。正是由于畿辅文化的滋养，使雄安地区“性缓尚儒”“略少文华”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逐渐形成“颇知向学，士类渐众”的局面。以刘因、杨继盛、孙奇逢为代表的“容城三贤”，是京都文化辐射圈内的畿辅文化得到滋养、发展的标志。
刘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在理学、文学、史学等方面成绩斐然，并且和他个人的志趣、品格、操守、风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名重朝野的著名学者。杨继盛不畏权势，上书“十罪五奸”状告奸臣严嵩，结果被捕入狱。在狱中，杨继盛受尽酷刑，仍威武不屈，临刑前留下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孙奇逢以“直指孔子”与“躬行实践”并举，创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实践性“新理学”，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史书中将“容城三贤”和“眉山三苏”相提并论，并称雄安地区“读书有种、道义有流”，足见其影响之大。还应重视的是明末清初在白洋淀南蠡县、博野产生著名的颜李学派，创立和践行“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孙奇逢的理念相通，传承了燕赵文化中质重朴实、求实力行的精神，成为畿辅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同属于环白洋淀文化圈。
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雄安地区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上谷雄郡”“畿辅屏障”的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桥头堡。雄安地区三县在明代时，都曾大规模地修筑城墙，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在其地域文化中天然形成了服务京师的大局意识。
融合文化 兼收并蓄
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
雄安新区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和休养生息的前沿地，因此融合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主基调。
先秦时期，这里是“燕南赵北”之地，而原生态的燕赵文化本身就具有农耕和游牧二重文化属性。白洋淀地区战国时期的燕国南境文化，不仅包含赵齐等中原诸侯国的同质文化渊源，同时也夹杂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因素，同时更具有春秋以来燕国文化的本地特色。这也是自史前以来走廊文化传统的长期延续。西汉景帝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封东胡降王卢它之为亚谷侯，说明此地是匈奴、东胡和汉族重要的共生聚集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雄安地区再次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唐代此地成为抗击契丹的前哨，曾在此设置北义州和归义县，以安置契丹、奚等部众。五代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后，致使雄安成为辽国疆域。周世宗收复河北三关后，在瓦桥关设置雄州，以镇遏契丹。
宋初与辽经过多次战争，最终签订“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与辽形成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北宋时期，雄州除突出的军事职能外，还有以榷场为主要特色的特殊的经济职能。北宋在雄州设榷场，由官方办理交易。榷场交易的物品，从宋朝输向辽朝的有稻米、绢帛、茶叶、瓷器等。辽朝方面在榷场交流的产品为马、羊及皮制品。雄州榷场的设立，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交流，满足了两国的经济需求，带动了雄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使胡汉民族在商业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共融共生，推进了民族融合。
金元、明清时期，大量女真、蒙古、满、回等少数民族迁徙到雄安生活，逐步融入当地民众之中。反映在治学方法上，著名学者都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比如刘因主张读书“无经史之分”，被誉为“博闻之儒”。孙奇逢兼采陆象山、王阳明、朱熹之说，形成“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理学新思想。
雄安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带，因此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时在学术上具有综合百家，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和品格。正是由于雄安地域历史文化中具有“融合文化”的因子，因此在雄安新区建设中能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受外来文化并逐渐内化为自身文化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