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贸，使世代仇敌化身商业伙伴，剑拔弩张变地称兄道弟，商业的力量可谓强大。对宋辽双方而言，不打仗便是最大的利益。
嘉祐二年四月丙寅日(1057年5月26日)，北宋皇宫，君臣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距离京城开封千里之外的雄州(今河北雄安新区)。那里发生了大地震。
当地官员奏报，“大坏城郭，覆压者数万人”，人员财产伤亡惨重。根据地震专家1977年的估测，这是一次“震级在七级以上，震中的烈度在十度以上”的强烈地震。
强震虽烈，却非灭顶之灾。就在这座边塞小城，榷场依旧热闹，使臣依旧往复，在平静中见证宋辽两政权一个多世纪和平互动的历史。
给“澶渊之盟”算算经济账
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御驾亲征，辽国大军深入宋境，兵锋直抵黄河北岸。这是北宋开国四十多年来面临的首次生死考验。
在宰相寇准的一再推动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各路勤王大军纷至沓来。辽军顿兵坚城之下，大将阵亡，形势不利。萧太后终于低头邀请宋朝使臣前来议和。十二月，和议达成，在宋辽结为兄弟之邦的基础上，双方互致誓书。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对这次史称“澶渊之盟”的和议给予了批评，认为宋真宗仅以年龄优势换取大哥的虚名，却要每年拿出30万岁币，开了用金钱买和平的苟安恶例。相对于汉唐“振长策而御宇内”的伟业，赵宋此举的确少了豪迈，多了怯懦。雄州榷场，见证了宋使每年交割一次岁币的屈辱与郁闷。
事实上，和议达成后，宋真宗君臣并未感到屈辱，反倒满朝兴奋，就连主战派代表寇准，也“以为功，有自得之色”。他们的弹冠相庆并非虚妄。
宰相王旦坦言：“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从算经济账的角度，岁币比打仗给宋人带来的好处更多。因此，宋朝君臣愿意跟辽国保持和平状态，随即在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保定)等地开设了榷场，作为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主渠道。
尽管宋朝摆出一副兄让弟的姿态，“契丹请榷场市易者，优其直与之”，给予一定的让利，但仍凭借其经济实力的优势占据宋辽贸易的主导地位。通过与辽人互市，完全可以把端出去的岁币再赚回来。
辽人也并非一无所获。岁币成为辽国经常性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雄州等地的榷场贸易，缓解了其短缺的农产品(9.330, -0.15, -1.58%)供给压力。因此，辽国统治阶层意识到，只有与宋修好，才能保证财源滚滚。
尽管澶渊之盟的岁币交割方式，不同于传统宗藩体制中进贡与回赐的双向互动，而仅仅是单向的“逆朝贡”，更像是在破财消灾，但它给宋辽双方带来的和平红利却是长期的。嘉祐八年(1063年)，司马光就盛赞“国家自与契丹和亲以来，五十六年，生民乐业”。苏辙评价澶渊之盟后，“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雄州榷场，见证了这一和平红利的百年历程。
雄州榷场及其贸易
就在澶渊之盟达成不久，雄州知州何承矩一面奏请开设榷场，一面与辽国新城榷场都监刘日新密切接触，商议重开双边贸易事宜。雄州榷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宋辽双方在各自控制区内，分别开设了若干榷场，将此前因战争而时断时续、风险极大的宋辽边贸固定住和官方化。
宋辽双方在各自榷场设立机构，办理经商认证手续，稽查货物，收取关税，管理和维持秩序。通过榷场，宋朝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和海外香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塞外，而辽国的牲畜、皮货、草药、井盐等也陆续进入中原百姓人家。双方官府也开辟了新的财税来源。
榷场贸易受官府保护，为了维护既有的游戏规则，防止商人进行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榷场内的商家要相互担保。到对方榷场贸易，必须十人一组，且只能携带一半货物。如此一来，为了完成交易全过程，把所有货物卖出去，以“牙人”为代表的中介就应运而生。由官府指定的“官牙”，禁止贸易双方直接接触，而是当个“二传手”，做好货物成色居间检验，并抽取牙税(类似中介费)。
官牙的存在，对辽国的军用战马，宋朝的硫磺、硝、铜铁、弓箭等双方明令的违禁货物在榷场的流通，起到了一定的限制和阻遏作用。然而，越是限购的，越是对方迫切需要的，旺盛的需求使得民间走私势不可挡。宋朝官府急需战马，补充军力，对能搞到战马的商人进行的私相授受，一律暗中支持。辽国官府也采取类似操作。这样一来，榷场外的走私贸易也异常活跃，扩大了双边贸易规模，榷场官员也因此多了灰色收入的进项。
对于老实做买卖的榷场商人，宋朝官府还是有些优待政策的。一方面，定向减税，税率仅0.5%。另一方面，允许商人参与官府采购和商品定价，对于采购和运销军马、矿石等紧俏急需战略物资，并以时令价转售给官府的商人，官府会给予适当奖励，以此调动商人协助官府调控紧缺物资供需，参与边贸活动的积极性。
榷场背后的大国经济角力
边贸，改变了宋辽两国对对方的态度，世代仇敌化身商业伙伴，剑拔弩张变成了称兄道弟，商业的力量可谓伟大。对宋辽双方而言，不打仗便是最大的利益。
表面看来，各取所需的榷场贸易是一场共赢的游戏。可时间一长，差距就显现出来了：辽国从宋朝进口了大量物资，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关乎国计民生，缓解了过日子所需物资的短缺局面，使辽国各阶层民众的吃穿用住，越来越依赖宋朝的供应;而辽国对宋朝的出口，只有牲畜、矿物等特产，商品种类单一。双方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高下立见。
以前辽国对出口物资限制较少，马匹在出口牲畜中比重很大。久而久之，宋军先前薄弱的骑兵部队渐成规模，机动性和战斗力大为改进，这让辽国决策层深感恐惧。于是，萧太后一声令下，私自贩马到中原者，格杀勿论。
马匹禁售令下达之后，辽国对宋朝的出口物资更加匮乏，双边贸易开始呈现一边倒态势，辽国在其中的逆差越来越大，即便把每年赚到的几十万岁币扔进去，也不足以弥补这个逐年膨胀的缺口。辽国不得不倒贴钱财，导致本币在域内流通量不断减少。反倒是宋朝钱币，信誉度和价值更高，越来越多进入辽国流通领域，得到各阶层的肯定。后来，辽国干脆放弃了铸币权，域内全部流通宋币。
辽国的经济命脉，就这样沦陷了。
与此同时，大量中原书籍经由榷场流入辽国，潜移默化改变着辽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使其更接近中原汉族士民。辽国的文化根底，在软化和漏水，行将瓦解。而这一切，都在榷场贸易中你来我往，展现充分。
一千年前，地处中原的宋朝，搁置政治争议，通过经济手段唤醒了雄州的边贸潜力。一千年后，在这里拔地而起的雄安新区，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着中国北方的经济新奇迹。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梦想，在华北大地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