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溯源】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
译文:《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织,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
有古文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日中为市,有一个时间,再有一个地点。致天下之民,有各式各样的人。聚天下之货,有各种各样的货。交易而退,完成了交易,各得其所,达成了最佳的配置。你是打猎的,我是种田的,但是你也要吃粮食,我也要吃肉,互相拿出来交换,于是最早的市场就出现了。
由此可见商业活动可以追溯到神农氏时期,这就是早期的商业活动的记载,商业繁荣能够让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商人的来历】
“商”字出现最早在商部落族,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
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商”这个字便是拜赐于他。
由于王亥开了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的先河,在他去世后,商族人沿其传统,利用牛车、马车的便利条件从事部落间的物品交换,以获取财富。搞贩运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专门从事这行当的职业。外部落的人看到商族人用牛车、马车拉着货物远道而来,进行以物易物的经商活动,感到十分新鲜,就你传我、我传你地吆喝着:“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其实是“商族人”的意思,时间长了,“商人”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经商做生意的人,专指经商做买卖之人的统称。 “商人”一词一直沿袭至今。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数千年来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
【商业道德】
王亥坚持以诚信为本,平等交易。根据史料记载,与商国经常交往的有一个诸侯国叫葛国。葛国是个小国,社会落后,资源贫乏,老百姓所需粮食一直不足。商国一直向葛国提供粮食,平等进行各种交易。有一年葛国遭遇天灾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快吃光了。葛国国君到商国向王亥求援,恳求商国多运送些粮食到葛国,并愿意拿出比原来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换。王亥说:“您是商国的老朋友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王亥除了继续以原定的物品与葛国交换粮食外,还多提供了些粮食援助。事后,葛国国君向王亥送书一封,其中写道:“葛国愿与商国世代交好,永结同盟”。这就是早期的商业诚信。是我国最早的商业文明——商业道德。
【富好行其德】
西方商业天才是犹太人,中国的商业天才是陶朱公范蠡。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司马迁《史记》: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范蠡带着家人,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暴露,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范蠡在当地购买了一些土地,还亲自饲养贩卖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利用天时、地利之便雇人开盐田,搞渔业捕捞,还兼营杂粮等生意。范蠡开始经营当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范蠡对收购来的山货开始分门别类进行放置,每种货物还分有等次。根据各地商贾的需求,他先将各类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个要货的地点进行出售,收款后,他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到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灾人祸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
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他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
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他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
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由于当时本钱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刚到齐地那样,平日里只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好在陶邑四通八达,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家那里找到了很多商业灵感。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他富了就爱施舍,施舍不但不要回报,还喜欢帮助穷人一起致富。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那些贫困的同乡老友,为此他还表白说:“其实,在我看来,经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钱财是身外之物,贪得无厌往往会适得其反。懂得用钱才能得到钱,这也是生财之道!”
尽散其财,富好行德。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在齐致富后,就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没有假冒伪劣,他又如此慷慨地回报社会,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家。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范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范蠡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把握到他的精神,我想应该包括: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健全的人格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真诚经商、智慧经商的精神;回报社会的无私精神。然而,这种可贵的精神正是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缺少的,我们需要从古圣先贤的智慧里学习和继承这种商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