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横空出世，“跳出去建新城”，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切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喜讯一出，静寂冀中大地瞬间成沸腾热土，引起海内外目光聚焦关注，也意外迎来大批躁动房产投资客涌入雄安三县，一时造成交通堵塞、楼市“速冻”、房价暴涨，致使政府用高声喇叭警示炒房行为，老百姓明确表示“不欢迎炒高房价”。
对这一现象仁智互见：有人评论深圳建设经济特区吸引拓荒者，浦东开发开放吸引创业者，雄安建新城吸引房产投资客，说明社会发展进步;有人认为资本逐利，哪里有利可图就流向那里，有钱人到雄安投资炒房无可厚非，关键在政策引导管控;有人建言房地产发展“有限资源、无限市场”此路不通，雄安在建设一座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城伟大实践中，应当有打破房地产困局之胆之策之举。
毋庸置疑，房地产市场乱象是困扰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心理的一个痛点，导致财富价值观认同差异上的严重冲突，亟待化解整合以达成共识。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其中住就是住房，其本质是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栖息地，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居住功能是住房的本质属性。严格意义上说，住房是社会准公共物品，同教育医疗卫生一样，涉及财政收入公平分配、减少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等人类社会治理基本命题。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近40年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发展，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其中举世公认成就就是老百姓住房得到很大改善。
以上海为例，翻开我的“记者笔记”采访报道载，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住房紧张连同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是上海城市病三大顽症。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住户中按国家部颁标准统计竟有89.98万住房困难户，几占市区住户一半，位居全国之首。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拥挤户有21.6万户，居住不方便户有24.3万户，人均居住不到2平方米特困户有16660户。“鸽子笼”在飘摇，“鸽子笼”里的居民饱尝着酸苦艰辛滋味。
据记载，法国社会问题专家朗兹先生曾来上海考察，他诡秘地窜进大街小巷，将自己所获全部感受灌输在一篇札记字里行间——
我瞥见一条凝滞不动的小河边搭建而起的一间小木屋，屋顶披着歪斜的油毛毡，上面压着几十个瓶瓶罐罐。窗户的玻璃全部破裂，显示着利齿般形态。至多只有10平方米空间，却居住着一个5口之家，时时可闻腐烂的蔬菜气息荡漾在小屋四周。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墨西哥城……
是浦东开发开放一声春雷唤醒了黄浦江两岸，大规模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神奇般地改变了上海城市面貌，住房紧张这一城市顽疾也快速得以诊治疏解。据权威调查发布，目前上海市常住居民家庭户均居住建筑面积达71.04平方米，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24.16平方米。不少人搬进了宽敞明亮新居，享受着舒适居住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幸福生活。
然而，事物总是带有两面性的辩证法则。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艰难跋涉走出居无定所、空间狭小、环境恶劣的住房困境过程中，市场化供给的商品房发展模式使住房成为不断涨价的昂贵商品，同时被人们当做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这种市场化导向，使得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将住房视作个体、家庭、族群投资利得致富的工具，五花八门的“房产顾问”、“炒房团”、“房姐”、“房叔”、“房爷”等应运而生，形成房地产市场一片乱象，造成了围绕“房子”产生的新矛盾。
房地产乱象的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其中有一点值得特别警惕，就是人们财富价值观的偏差迷失：到底凭什么致富?怎样的获得感才能在心灵深处感悟并品味到真实的幸福感?在一些人看来，千辛万苦不如一个“拆”字，勤劳一辈子不如买一套房子，爱情至上敌不过房产诱惑。说到底，资本利得大大高于劳动利得，导致一部分人靠炒房赚钱、拆迁补偿成为新食利阶层，对全社会劳动价值观带来严重损害。
令人可期的是，面对房价缓升—攀升—飙升这个折腾中国人的最大社会热点困局，上下同焦虑、齐忧愁、共思考，正逐渐达成共识：资产泡沫非强国之策，土地财政难以持续，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健康发展。各地近期相继出台房地产调控新政，全国所有市县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房源信息将全部接入国家级平台，大规模炒房将一目了然，无疑将会受到调控政策的精准制衡，炒房谋利时代或许终结。
建设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必然对我国城市发展产生示范效应。对标深圳、浦东新区，飙升高昂的房价导致各类综合性成本上扬居高，已经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竞争力的制约瓶颈。雄安建设起步之际，就应当从头越进行制度设计安排，从政策制定到监督实施，从源头治理到有违必罚，切实体现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使炒房客无计可施、无利可图、无欲可纵，使雄安地产不疯狂，树立一个不靠房地产市场拉动经济发展的好榜样。
祝福雄安在续写“春天的故事”宏伟征程中，将冀中大地这片热土打造成为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实践之城、平安之城、幸福之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何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