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志明 古良琴 扬州市职业大学
曾国藩为官、为政的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有独到的行政管理经验，奉“礼教”、守“忠诚”、持“恕道”，是他从政通达、事业辉煌之基础。曾国藩在政治上能团结不同利益群体，军事上能号召和动员一大批封建士大夫与部分农民阶层，一举平定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充分体现了其领导智慧与斗争艺术。从企业组织管理的顶层设计，以及企业高管团队自我修养层面学习、借鉴曾国藩的为政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诚，曾国藩的为政之要
“诚”是曾国藩为政之要。曾国藩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强调“诚”，而且在“诚”字前面加一“血”字，叫“血诚”，即“诚”出自内心，精诚至极。曾国藩所说的“诚”，不单指语义学上的“诚实”，而且还是一个哲学范畴和政治术语。哲学范畴在此不叙，单说政治术语。他引用程颢的“诚便是忠信”的话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在《湘乡昭忠祠记》中，曾国藩极力歌颂了战争中死去的人，称之为“忠烈”。曾国藩把“诚”“忠”结合，在他看来，“诚”就是忠于君、忠于长官、信于朋友。
曾国藩的政治活动，可以充分阐释“诚”的政治内涵。咸丰初年，初登皇位的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大臣们纷纷上书直陈时弊，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束之高阁。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曾国藩给湖南乡绅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曾国藩“血诚”理念的重要内容，他多次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说：“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就是秉着“血诚”来为朝廷效命的。咸丰十年，他感慨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曾国藩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要求下属以此立本立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诚”是曾国藩治军、理政的重要原则，他以此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
曾国藩崇尚拙诚，在政治上他讨厌狡诈的人，特别憎恨欺上瞒下、阳奉阴违、见风使舵的人，为此处理和逐出府衙中不少这样的仆从。曾国藩把“诚”作为政之要，并用来指导其为官为政的实践。在他看来，“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者的一项基本品德。予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就叫做“以诚换诚”。曾国藩在政治中主张不待人以权术，不恃盛气、夹私见，他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恕，曾国藩的为政之基
曾国藩把“恕”作为为政之基。何谓“恕”?曾国藩说：“《中庸》之十三章，《论语》之告子贡、告仲弓，皆以‘恕’字为开宗要义。”他认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曾国藩承袭传统伦理思想，在《书诫仲弟六则》中，以“恕”字自惕时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后一句，《中庸》后来借孔子的话说：“君子之四道，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也就是说，己之所欲，先施于人。对此，曾国藩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恕”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孔子说：“能近取譬”，即“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曾国藩称为“能设身以处地”。他认为设身处地，可以“于见得他人不是、极恕之际”，“意气顿平”。“意气、意见，亦惟强恕者足以平之。”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的。从积极的方面说，设身处地可以产生如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推而广之，可以事父母、保疆土。所以曾国藩说：“恕则不避于私。”“恕”是求仁的捷径。“恕”是道德修养，把它移到政治中，它的内涵和作用就远不止于此。曾国藩说的“恕”是“立德之基”，又是“临时应事之道”。他说：“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
曾国藩把“恕”用于为官为政，建立了“克己之学”。他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极盛之时，每虞磋跌，弟当格外小心。”“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恕”而“常有余地”是曾国藩为政、治军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湘军攻克金陵前，他告诫曾国荃说：“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这种“不占功名”的思想，以及以后的裁军、隐退，都是“常留余地”的具体化。对属下告诫说：“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有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常履大任，福祚无量矣。”对家人告诫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就是自我节制，就是恕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