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飞出金凤凰”是小概率事件，普通人怎么办
我的小学在杭州市郊，是一所很一般的学校，但我非常幸运地考进了杭州一所有些特别的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我的小学老师说，我是我们小学前后9年里唯一一个考进这所中学的人。
人生富有戏剧性。当年因为奥数得了奖，老师才让我参加考试。考试之前，我几乎不知道这所中学，更没有复习、准备、做模拟题。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跟老师说我不想去，因为听名字以为它是一所完全学外语的学校，我想去一所数理化比较强的中学。
后来，我被小学校长叫去谈话，校长亲自劝我，我才决定去读杭州外国语学校。现在回想起来，还好当时听劝。
杭州外国语学校是一所非常好的中学，老师同学都很好，一入学就有外教，有国外的中学生前来交流，还有出国home stay(家庭寄宿)的机会，这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难得。它是当时浙江省唯一一所小学升初中就可以全省自主招生的学校，所以能够在省内垄断性地挑选生源。杭州外国语学校保送大学的比例也非常高，每年都在80%以上。进了这所中学，几乎等于进了大学。
也正因此，老师的教学受高考的影响相对较小。很多时候，老师都是自主发挥，甚至有时候会在课堂上播放美国大片(当时的美国大片鲜有在国内电影院上映的)。
当时，我们中学一年大概160个学生，绝大部分是统一考试按分数录取的。也有小部分考分差一点，交赞助费进来。160人里不少是官二代和富二代。
初一开始大家强制住校，每天从晨跑到晚自习再到睡觉都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比其他中学要大得多，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比较亲密。12岁至18岁这6年，我们这一小群人互相影响，形成了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相比其他中学，我们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早，程度更深，比例也更大。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比其他同龄人要更为开明和自由一些。
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后，我被保送进入浙江大学混合班。混合班是浙大竺可桢学院的前身，算是高校精英教育的试验。
每年保送进浙大的人和高考考分比较高的人，可以参加一次混合班的选拔考试。大概200个人能进入这个班，“享受”和其他学生不太一样的“待遇”。
这个班前两年不分系，学理工科的基础课程，用较难的教材，很好的老师，每个学期结束有一定比例的学生被淘汰。如果没有被淘汰，两年结束时可以选导师、进实验室。
浙大虽然在整体资源和实力上和清华有些差距，但混合班享有的资源、机会和自由度还是非常可观的。一方面，导师制给学生创造了很好的借口删除一些无聊课程;另一方面，一些不太好分配的资源和机会，常常会落在混合班。比如，读大一时我有幸入选Melton Foundation(梅尔顿基金会)就是一个例子。
浙大的混合班是Melton Foundation在中国唯一选拔小伙伴的地方，其他四个地方是：印度、东德、智利和美国黑人地区。每个地区每年5人，入选后会送一台电脑全年免费上网，先用邮件和其他地区的同龄人建立联系，然后飞到一个成员国待10天左右的时间，一起开年会、一起讨论、一起玩。
每年一次的聚会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其他国家同龄人的起居习惯，一个副产品是，我很早就习惯了印度英语，这对我后来到美国读研究生、工作，听印度老师上课，和印度同事沟通无疑有很大帮助。
这个基金会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但对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影响深远。它让我深刻意识到，世界上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做事方式，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也很难想象的。
现在回想起来，和同龄人相比我中学和大学的经历非常幸运，甚至可以说有点特殊。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山沟里飞出金凤凰”一定是小概率事件，大部分富二代，特别是官二代都非常优秀。
普通人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学会“田忌赛马”，让自己在整体资源劣势的情况下创造出局部优势，进而有机会获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由此，平凡人才可以成就非凡事。钱是工具，不是目的。
我的中学和大学总体而言幸运而充实，但也有一个不小的遗憾：目标导向太明确，在追求第一和努力做一个好学生这些事情上浪费了过多时间，损失了很多“逆反、捣蛋、纯粹享受青春”的时光，“60分万岁”是个好哲学是我很多年以后才慢慢领悟到的。
我在Google那几年
第一个给我工资的公司是微软，当时是作为实习生。我在微软北京研究院和微软美国雷德蒙研究院都实习过(两边工资差很多)。不过毕业时没有选择留在微软，一是我认为我在微软能看到我十年后的样子，二是因为我问了我的“人生导师”，他说：“Google(谷歌)看起来是一家厉害的公司，值得去看看，对你未来创业有好处。去的话至少呆三年，因为一两年无法进入重要的岗位，更无法真正了解这家公司。”
2004年研究生毕业我去了硅谷，Google成了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做产品经理。后来恰逢Google进入中国，我有幸作为第一批回中国员工参与了Google中国的初创阶段。
我在Google呆满了三年(没等到四年股票全部兑现就离职创业了)。这三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的三年，Google给予我的远比我为Google做的贡献要多。
首先，Google让我在很短时间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我进入Google是在Google上市前半年左右，刚毕业的我懵懵懂懂地进了公司做广告后台系统开发的工作。那时人还不太多，工程师也就几百人。
Google很快上市，公司营业额利润和人员都飞速增长。我印象中刚进Google时公司每小时的营收是十几万美元，后来变成了几百万美元。员工人数也很快从千到万。
我银行账户里的钱也瞬间多了很多。虽然是天上掉馅饼，但这种感觉并不强烈，因为它是我第一份工作，没有任何感性经历上的比较。我是在离开Google三四年以后，才越发深刻地意识到Google这样的公司是多么难得。
其次，Google让我看到一夜暴富的副作用。因为瞬间有了太多钱，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开始寻找新的乐趣和事业，但那些新的东西自己其实不擅长也未必喜欢。就这样林林总总耽误了好些年，耽误了他最有可能做出更杰出成就的时光。
第三，Google让我有机会近距离体会和理解国外互联网公司和国内互联网公司的竞争。
一方面，跨越空间和文化的障碍，获得公司总部100%的信任和授权是一件很难的事;在没有足够信任和授权的情况下，要面对跟进市场的快速迭代，应对各种商业的、非商业的，规则的、潜规则的竞争更是不容易。
一个极端的情形是，以当时Google的号召力，开一个招聘会可以站满一个足球场的人，但招聘的实际情况却是叫好不叫座。要找到一个踏实肯干，有经验、有潜力又有良好价值观的人，其实极其不易。
因为Google的成功，外界对Google的关注和讨论也增加了我对Google以及企业的思考。Google在管理上鼓励基层创新，敢闯敢试，同时在核心权力上高度集中，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Google的“Do No Evil”(不作恶)是深入到Google基因里的，它真的把使命、价值观放在利润之前。如《基业长青》里描述的优秀公司，Google的利润是随着做正确的事带来的副产品。
同时，“Do No Evil”也是Google对自身可作恶能力的一种警醒。越深入Google内部，越能意识到Google有很强的通过作恶来牟利的能力，所以Google向所有的人申明不作恶，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是很智慧的。
我在Google那几年，大部分收购都很成功，这些成功案例几乎都是收购了一家拥有很好团队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能够融入Google的文化，在Google的土壤里长成大树，这和为了消灭竞争对手产生的并购有很大差别。
当然，也有很多事是Google想改变但无力改变的。比如，Google想用竞价模式做自己的IPO，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股票发行这个古老的效率未见高的行业，但是结果一般;Google的创始人一直试图避免Google步入层层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模式，但好像也没有逃脱;Google在社交上做了很多尝试，也有巨大投入，但在这点上的命运和微软希望做搜索是一样的。
有些客观规律和现状，不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就可以，往往需要比你想象多得多的能量。这和人总是要死是一样的，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我的二次创业：回归本心，坦然面对自我
从Google离开之后，我开始了自主创业。我先后创办过手机电商、电商代运营和游戏公司。
2015年，我创办的拼好货上线。我们希望这个项目能抓住传统电商未能有效助力农产品上行的机遇，通过社交拼团模式，将产地农产品售给消费者。这个项目还算成功。2015年9月，拼好货开始内部孵化拼多多，这算是我的二次创业。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再次创业? 一是我喜欢当时所做的事和团队，再次创业能让我更幸福、更快乐。二是我还有一些野心、能力和能量没有释放，隐约觉得当前的机会有可能做出一个影响面更大、成就感更强的事。
其实这两点都在说一件事：再次创业能让我更快乐，同时我希望它能由近及远，带给我周围的人以及更多不认识的人多一点快乐。当然我也知道，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开心、都喜欢我，这也不是我的目标。尤其是拼多多，它更加社会化，接触的人也比之前更多，这注定我得去面对一些不那么快乐的事，以及不那么喜欢我的人。
回归本心，我希望每天我都能坦然面对自己，如果我还能逐步拥有选择性记忆的能力，记住快乐，忘记焦虑忧伤那就更好了。
在做拼好货之前，我有近一年的时间在家休息，那段时间我有大量对人生的思考。我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追求幸福。有两件事情可以给我带来深层次的幸福感：
一是很深度地和一帮自己喜欢的小伙伴披荆斩棘创造一件事，一起欢笑流泪，一起渡过难关。我享受这个过程，并且我期待大家能够有美满的未来。
二是我希望能够做一件跟原来相比，社会影响力更大，对自己有用对别人也有用的事，让良币驱逐劣币种。
三聚氰胺为什么会出现?它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原来的奶场都不用三聚氰胺，但它们死了，这是消费者倒逼的过程。在整个商业形态里，有的循环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拼好货的价值点在于，我们希望让那些不用药的健康农产品卖出高价，而不是因为卖不出去最后烂在地里。这是一件有社会价值的事情，我们真正为社会作了贡献。
拼多多和淘宝、天猫不同，我们的团队也跟阿里的团队相差了20年。但也正因此，我才觉得我们也许有机会，在新的流量分布形式、新的用户交互形式和国际化的大环境下，能够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阿里”。
我之所以认为能够做成有两点原因：
第一，当时整个电商市场的形式发生了很多改变。昨天阿里成功的模式，未必是明天其他人成功的模式，但人的需求一直存在，且会进一步被放大，所以潜在的市场其实很大。
第二，总会有后起之秀，年轻一代人总会超越前人，就算不是我，也一定会是其他人。
所以，我们就用一颗平常心，踏踏实实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努力成为我的同龄人里最靠谱的那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