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崇贤馆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崇贤馆创始人 北京大学校友
每天上午骑着自行车，到李一氓家里，帮他记录和整理口述的回忆录。老人叼着烟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慢条斯理地讲述他已在脑海里反复“淘洗”过的经历。
三十多年后，李克对这一幕依然记忆犹新。一方面在于李一氓既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职业革命家，还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另一方面也在于这是李克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
做学者，还是做商人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正经历一种“书荒”，没有多少书可读。
即便是到80年代末，《四大名著》的新版本出来后，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都会有人凌晨排长队来购买。这场景在今天也许令人费解，但属于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对知识、文化的饥渴。
当年，借着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的平台，在为李一氓服务的同时，李克还有幸接触并走访了季羡林、余冠英、钱钟书、启功、王世襄、王季思、周振甫等一些公众耳熟能详的大家。
1990年老先生离世后，李克的工作也有转变，接触了一些跟出版业经理人有关的工作，开始操持国学典籍的出版。这份新工作仍然离不开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复印线装书的资料，然后整理校对。
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一大批人纷纷下海，成为时代的潮流。
“如果坚守原先的工作岗位，按部就班，自己的人生也许就要一辈子活在别人规划的固定模式当中。”回想当时创业的心态，李克说：“可能也是为了内心一个小小的冲动，比如可以自由规划时间，发工资的时候不会那么纠结。唯有如此，才会一点一点去靠近你想要做的事情。”
在跟社会磨合的这段时间，尤其是亲历过一位亲友的无常变故后，李克反复权衡自己的人生选择：做学者，还是做商人?
“有些老先生甚至能将儒家的十三部经书近70万字全部背下来，确实令人高山仰止。”李克感叹说。
由于接触过许多学术名流，也见识过老先生们的古文功底，李克自觉这一辈子做学问都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时至今日，他都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学者，而更多是做一名以工商业为推手的文化传播者，藉此走出一条跟前辈不同的道路。
创业后遭遇8次分家
下海后最紧要的就是如何生存下来。在办停薪留职之前，李克向一位学界前辈请教：“您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将来会不会饿死?”
对方回复道：“社会改革开放以后，是不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只要你努力工作，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我可以保证。”
多年后回想起这段话，李克仍觉得言犹在耳。正是得到了这一番鼓励，李克最终走出了由于父亲反对他下海创业而带来的纠结：如果停薪留职，就脱离父子关系……
李克把心一横下了海。
1997年，李克成立了第一家公司“归去来文化”。
乍一听公司名字，就知道李克当时的文人情结多浓厚，但情结不能当饭吃，找不准市场的节奏和需求，公司的业务一直不温不火。李克回忆说：“我记得当时跟一位亲戚借了3万块钱，以为等一套书做好了，顶多三个月就能把钱还上，结果用了三年，最后才还给人家。”
李克创业的转折点是后来做《康熙字典》项目。他将古籍进行重新排版、点校注音，使之变得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因为顺应市场需求，同时又开了古籍出版形态创新的先河，产品一经面世就非常抢手。
以此为契机，李克陆续在古籍整理出版上发力。
北大中文系的功底，十年与国学大师接触并整理古籍的积淀，使李克的产品例如《唐宋八大家全集》等，都具有很深的国学底蕴，同时又适应当代人的阅读需求。
好生意找到了，但伙伴出了问题。
读书人出身的李克，创业之初把做生意想得很简单。创建团队之初，身边的同学是他最容易想到的合作伙伴。1997-1998年，由于项目切中了市场空白，公司发展还算不错。然而一年下来，合作伙伴一看挣钱这么容易，马上就要求拿着现金出走，而且还振振有词：“虽然把车开走了，现金拿了一点，但留下来的库存应该更多呀!”
现在回想起来，李克明白一个道理。做生意可以一个人，但公司要发展壮大就离不开组织，就涉及到组织架构的设计、职能的协调以及利益的分配。这是一套专业的知识系统。不仅创始人要明白，伙伴们也都要就此达成一定的共识。
创业20年来，李克前前后后遭遇8次分家。
李克自嘲这种拆分“跟离婚差不多”，这直接导致企业发展很缓慢。“离婚”次数多了，他也就慢慢明白组织的关键是什么。现在，公司搭建了“员工持股平台”，避免再因团队变化而“大伤筋骨”。
这一次次折腾也让李克意识到：好生意重要，好伙伴更重要。因为好伙伴能生出好生意，坏伙伴则相反。
“做公司，赚钱是基础，但不必把赚钱当成全部目标，因此也就不必一味求大或求利润率。”历尽艰辛，李克也更清楚了自己的追求：“在别人看来，公司规模的大和小，甚至是否上市，是成功与否的标志。对我来说不是，公司只是我文化传播的载体，创造社会价值才是第一位的。追求快钱和大钱的伙伴本来就不是同道中人。建立员工持股平台以后，谁退出都不至于影响公司的发展。”
在李克看来，创业不仅是一种谋生和价值实现的方式，也能带来对当下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丰富、最深刻的理解。在这样的时代，找到你发自内心认为正当的事业，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到这是正当的就是价值本身，也是王阳明心学中致良知的本义。
李克很认同一句话，“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为了别人眼里的光鲜，当事人不知历经了多少苦难。企业经营是一条深不见底又一望无际的河，只能摸着石头步步惊心地往前走，没有真正的安全地带，甚至没有真正的对岸。
北大国发院的温暖回忆
“和创业一样，学习也是一生的旅程，知识越来越有用，但知识没有绝对够用的时候。”说到自己的大学时光和进修之路，李克内心充满温暖的回忆。
李克的学习经历有三段，第一段是北大中文系的学习。第二段是毕业十年跟着大师整理古籍，这段学习也是难得的。
第三段是在北大国发院读了EMBA，是意识到企业管理重要性之后的主动学习。这一点与前两次的命运安排不同，是自我的设计。
在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第一门课就是商务统计。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由文学思维突然转变为数学思维，简直痛苦至极。”如今回想起这段经历，提到特别认真、特别较劲，但也特别可爱的胡大源老师，李克依然感慨良多。
有一回，李克所在的小组作业被查出来和另一组几乎一模一样，胡老师痛批一顿，要求全部重写，但大家因此喜欢上了胡老师的认真劲儿。
等到胡老师带着他们去马陵古道，进行困境决策的现地教学课时，大家对胡老师有了更深的印象。
傍晚时分，李克和同学们跟着胡老师模拟当初庞涓追击孙膑的场景，一起徒步走进古道，然后看到依稀的树林，还有沟壑，切身感受当初战争中双方将士的心境。
然后，胡老师又给出总结，并和当下的商战结合，十分精彩。“我觉得，他教的不是具体的经营方法，而是一种作为企业人如何提升心性，解读宏观信息的方法。”李克说，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建立和筛选信息工具的训练，在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生存的基本技能。
在北大国发院，李克记忆深刻的还有周其仁老师、林毅夫老师，关于他们的见识和授业方式，有着很多温暖的回忆。
周老师对一些大企业的转型和企业家精神极其关注。他分析事物的经济学逻辑尤其让人喜欢。周老师还分享过他人生很重要的经历：手边一定要有一本很难理解的哲学书，而且要经常读，这样才会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做社会科学的人一定要学习逻辑，一定要敢于和乐于进行哲学的反复训练，提升深度思考的能力。
对林毅夫老师，李克说：“我们私下都管他叫‘林比较’，他的课程就带有一种很广泛的经济学视野，在中国经济跟世界比较，中国不同区域经济比较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有一套经济学的逻辑和体系。而且能够看出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积淀，这都是大格局，令人感佩!”
回首在国发院两年间的学习，李克认为BiMBA商学院最大的帮助是建立了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认知框架，同时激发了自己对社会乃至哲学的进一步思考：在西方，马克思•韦伯完成了基督教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哲学转型。东方的传统是农耕文明，儒释道经典智慧如何同现代的工商文明相结合?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家和企业家们，都是这个新文明进程中的探索者和推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