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
这场疫情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了近三年，当我们穿过断断续续的疫情期，我相信不只对于我，对于我们几代人而言，都是非常特殊的大事件。加上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变化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在经受人类共同面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管理的应激反应。
一开始我也很困扰，有段时间觉得很不安，后来逐渐学会让自己适应，再从适应过程中，找到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生活工作方式的变化之处，以及那些应该强化而不变的东西。
100年后，当未来的人们再度回顾起今天，我相信这一页不会抹掉，而且会浓墨重彩。我们没有必要去抱怨，作为个体，我们要把它自然地放在自己的人生状态里，去思考未来的路。这三年来，我自己的状态，细微到公司治理和生存、员工怎么办、业务怎么调，我都想得非常具体。
行业与转型：
由重转轻，由笨重转灵活，由单一转多元
疫情影响下，办公显现出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各种虚拟性要求，比如，把元宇宙场景带入到办公服务中，出现类似于Facebook做的虚拟场景下的各种办公服务。
“共享办公”这4个字，“共享”是核心理念。一个企业聚合平台，天然地有着共享经济的各种特征，同时又把楼宇使用这样一个物理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碎片化的、更加灵活敏捷的物理服务场景，然后在这些场景上附加以各种企业服务，比如法务服务、人力服务、灵活用工服务。
所以，共享办公既服务了城市的楼宇经济，又服务了一大批对办公场景使用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敏捷的用户。由于一头抓楼宇，一头抓用户，这个公司应该有一个强运营的运营商背景，同时又懂得如何搭建运营的IT中台，以及用中台连接一堆服务和运营商，对入驻的企业进行服务。过往的两年里，我们也开始拓展，做园区类型的服务。
很多入驻企业在疫情中出现问题。比如，被政策影响到的互联网和培训教育，大量用户撤走;国际旅行社因为疫情消失，我们的客户也消失了。同时，很多大型实体经济企业纷纷开始寻找灵活办公的场地，他们填充了那些撤走的用户需求。
因为疫情反复，那些以传统招募手段为主的写字楼宇，越来越倾向把运营变得更加灵活。他们开始把楼宇托管给我们这样的运营公司。所以，伴随着问题的出现，机会也在产生。原来我们做一些半轻不重的模式，类似二房东模式下的所谓直营店，后来我们逐渐把它转换成为资产管理、资产托管模式。
疫情这三年，也是我们急剧转型的三年，困难很多。我们需要不停地改变原来的模式，由重转轻，由笨重转灵活，由单一转多元，由原来简单的空间物理服务转化成空间加软件服务等。这一过程非常艰难，公司做了七年半，转型用了三年半。转什么?转前面四年的型。
对于转型，我感触颇深。刚开始做企业的时候，有很多认知局限，也会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想当然地认为怎么做都是对的。当你发现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要断然丢掉原来的东西进行转型。你会特别痛苦，因为要牺牲很多成本投入。但不做这样的决断，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跑越远，直至万劫不复。
所以必须断臂，必须转型，甚至必须忍耐。大量外部的不解甚至质疑都不重要，只有一条路是真实的，就是你是不是在围绕真实的价值进行改良。无论你原来做得多么声势浩大，如果它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环境，你就得切断。
这两年大家都在说，活下去是硬道理，只有活着才有希望。这句话非常朴实，但在那些风平浪静甚至艳阳高照的环境下，我未必能真实地理解，只有把你逼到墙角、悬崖，逼到无路可走，你本能地会去想这样的问题。
除了疫情，近些年共享办公行业也受到资本退潮的影响。2014—2016年，资本极其充盈，有一点未来的火星，大家都会扑过去投资。那时候对于共享经济没有太多人仔细甄别和分析，包括我们这些实操者，都是跟着潮流走，资本也是。
因为快，就会考虑不周全，我觉得也正常。硅谷死尸无数，才奠定了后来极少量的成功者的成长沃土，这就是创业和风险，共享办公行业也是如此。
三年前我们开始轻资产转型，去年我们还逆势开业了11万平方米的新社区。今年前4个月，也开业了几个几万平方米以上的小型园区。现在我的第一工作重心，是坚定不移发展轻资产。
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比如去年底今年初开始做灵活用工服务，业绩相当不错。零工经济国家也很重视，就业需求非常大。针对我们园区内和我们关联公司的需要，我们启动了零工业务。希望在今年年中，这块业务可以带来比较好的报表表现。
近期我们还在研究在办公场地内吸纳一些新东西，包括直播的连锁基地、沉浸式戏剧体验等。将来所谓的连锁共享办公服务，会变成一个连锁城市更新的空间服务，这个方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元化的场景和收入。
人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停下来
疫情让人过上了一种“计划生活”，但也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乐趣。一个人的乐趣，在于每天的价值和你所积累的价值。这个价值是要你自己去寻找和创造的。四处旅游、财务自由，这就是乐趣吗?我觉得不是。即使在困顿之中，也可以找到乐趣，这是疫情教给我们的。
疫情以后，尤其今年以来，我也焦虑、困顿、着急，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快乐、幸福、乐趣都建立在别人和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就会很危险。
我一直在谈过程主义。我是一个不太研究长期主义的人，我觉得没有过程的意义，再长的长期也没有意义。相比目标和结果，过程更加重要。过程主义讲的是，如何过好当下每一天，如何让每一天都当作真正的最后一天去过。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你得让日子过得有点价值。
人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停下来。我主张慢下来，但不要停下来。这段时间慢下来以后，我检讨了很多问题，也在休养我的身心。
多巴胺、内啡肽都是让人有快感的东西，但这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多巴胺是当你接触了一些特别美好的东西给你带来了愉悦，比如说谈恋爱的过程、吃到好吃的食物。内啡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奖励和快乐。
创业很多时候特别像创造内啡肽的过程，但是比体育运动难得多。体育运动毕竟可以不停训练，创业没得训练，基本是一次性的，弄不好就万劫不复。
这些年来看企业史，很难看到哪个企业没经历过外部环境灾难和问题。你要做企业家，就要想好怎么解决问题，还要不断面对别人制造的问题并解决。你要觉得没本事、没心态、没心智、没耐受力，最好别做这种人。
2016和2017年，我连续几次跟王石上哀牢山见褚时健。我印象特别深，每次下来我都会问王石：你一次一次上山去找他，你在寻找什么?他说，我每次找他，都是在找我人生的航标灯;每次看见他，我就知道了自己的方向和意义。即便是王石，也得找航标灯，尽管他已经是别人的航标灯。他在找什么?意义。
褚时健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生命的意义来自于自己的创造，而不是谁给你的。我去山上看到他的状态，非常简朴。早晨起来他就像农民一样，抱着大碗喝粥，接着就下地干活，这就是一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