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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唐博:一千年前的雄安

  • 作者: 唐博 责任编辑:新商业 来源: 雄安中国网 2017-04-30 06: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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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贸,使世代仇敌化身商业伙伴,剑拔弩张变地称兄道弟,商业的力量可谓强大。对宋辽双方而言,不打仗便是最大的利益。

      嘉祐二年四月丙寅日(1057年5月26日),北宋皇宫,君臣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距离京城开封千里之外的雄州(今河北雄安新区)。那里发生了大地震。

      当地官员奏报,“大坏城郭,覆压者数万人”,人员财产伤亡惨重。根据地震专家1977年的估测,这是一次“震级在七级以上,震中的烈度在十度以上”的强烈地震。

      强震虽烈,却非灭顶之灾。就在这座边塞小城,榷场依旧热闹,使臣依旧往复,在平静中见证宋辽两政权一个多世纪和平互动的历史。

      给“澶渊之盟”算算经济账

      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御驾亲征,辽国大军深入宋境,兵锋直抵黄河北岸。这是北宋开国四十多年来面临的首次生死考验。

      在宰相寇准的一再推动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各路勤王大军纷至沓来。辽军顿兵坚城之下,大将阵亡,形势不利。萧太后终于低头邀请宋朝使臣前来议和。十二月,和议达成,在宋辽结为兄弟之邦的基础上,双方互致誓书。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对这次史称“澶渊之盟”的和议给予了批评,认为宋真宗仅以年龄优势换取大哥的虚名,却要每年拿出30万岁币,开了用金钱买和平的苟安恶例。相对于汉唐“振长策而御宇内”的伟业,赵宋此举的确少了豪迈,多了怯懦。雄州榷场,见证了宋使每年交割一次岁币的屈辱与郁闷。

      事实上,和议达成后,宋真宗君臣并未感到屈辱,反倒满朝兴奋,就连主战派代表寇准,也“以为功,有自得之色”。他们的弹冠相庆并非虚妄。

      宰相王旦坦言:“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从算经济账的角度,岁币比打仗给宋人带来的好处更多。因此,宋朝君臣愿意跟辽国保持和平状态,随即在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保定)等地开设了榷场,作为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主渠道。

      尽管宋朝摆出一副兄让弟的姿态,“契丹请榷场市易者,优其直与之”,给予一定的让利,但仍凭借其经济实力的优势占据宋辽贸易的主导地位。通过与辽人互市,完全可以把端出去的岁币再赚回来。

      辽人也并非一无所获。岁币成为辽国经常性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雄州等地的榷场贸易,缓解了其短缺的农产品(9.330, -0.15, -1.58%)供给压力。因此,辽国统治阶层意识到,只有与宋修好,才能保证财源滚滚。

      尽管澶渊之盟的岁币交割方式,不同于传统宗藩体制中进贡与回赐的双向互动,而仅仅是单向的“逆朝贡”,更像是在破财消灾,但它给宋辽双方带来的和平红利却是长期的。嘉祐八年(1063年),司马光就盛赞“国家自与契丹和亲以来,五十六年,生民乐业”。苏辙评价澶渊之盟后,“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雄州榷场,见证了这一和平红利的百年历程。

      雄州榷场及其贸易

      就在澶渊之盟达成不久,雄州知州何承矩一面奏请开设榷场,一面与辽国新城榷场都监刘日新密切接触,商议重开双边贸易事宜。雄州榷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宋辽双方在各自控制区内,分别开设了若干榷场,将此前因战争而时断时续、风险极大的宋辽边贸固定住和官方化。

      宋辽双方在各自榷场设立机构,办理经商认证手续,稽查货物,收取关税,管理和维持秩序。通过榷场,宋朝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和海外香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塞外,而辽国的牲畜、皮货、草药、井盐等也陆续进入中原百姓人家。双方官府也开辟了新的财税来源。

      榷场贸易受官府保护,为了维护既有的游戏规则,防止商人进行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榷场内的商家要相互担保。到对方榷场贸易,必须十人一组,且只能携带一半货物。如此一来,为了完成交易全过程,把所有货物卖出去,以“牙人”为代表的中介就应运而生。由官府指定的“官牙”,禁止贸易双方直接接触,而是当个“二传手”,做好货物成色居间检验,并抽取牙税(类似中介费)。

      官牙的存在,对辽国的军用战马,宋朝的硫磺、硝、铜铁、弓箭等双方明令的违禁货物在榷场的流通,起到了一定的限制和阻遏作用。然而,越是限购的,越是对方迫切需要的,旺盛的需求使得民间走私势不可挡。宋朝官府急需战马,补充军力,对能搞到战马的商人进行的私相授受,一律暗中支持。辽国官府也采取类似操作。这样一来,榷场外的走私贸易也异常活跃,扩大了双边贸易规模,榷场官员也因此多了灰色收入的进项。

      对于老实做买卖的榷场商人,宋朝官府还是有些优待政策的。一方面,定向减税,税率仅0.5%。另一方面,允许商人参与官府采购和商品定价,对于采购和运销军马、矿石等紧俏急需战略物资,并以时令价转售给官府的商人,官府会给予适当奖励,以此调动商人协助官府调控紧缺物资供需,参与边贸活动的积极性。

      榷场背后的大国经济角力

      边贸,改变了宋辽两国对对方的态度,世代仇敌化身商业伙伴,剑拔弩张变成了称兄道弟,商业的力量可谓伟大。对宋辽双方而言,不打仗便是最大的利益。

      表面看来,各取所需的榷场贸易是一场共赢的游戏。可时间一长,差距就显现出来了:辽国从宋朝进口了大量物资,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关乎国计民生,缓解了过日子所需物资的短缺局面,使辽国各阶层民众的吃穿用住,越来越依赖宋朝的供应;而辽国对宋朝的出口,只有牲畜、矿物等特产,商品种类单一。双方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高下立见。

      以前辽国对出口物资限制较少,马匹在出口牲畜中比重很大。久而久之,宋军先前薄弱的骑兵部队渐成规模,机动性和战斗力大为改进,这让辽国决策层深感恐惧。于是,萧太后一声令下,私自贩马到中原者,格杀勿论。

      马匹禁售令下达之后,辽国对宋朝的出口物资更加匮乏,双边贸易开始呈现一边倒态势,辽国在其中的逆差越来越大,即便把每年赚到的几十万岁币扔进去,也不足以弥补这个逐年膨胀的缺口。辽国不得不倒贴钱财,导致本币在域内流通量不断减少。反倒是宋朝钱币,信誉度和价值更高,越来越多进入辽国流通领域,得到各阶层的肯定。后来,辽国干脆放弃了铸币权,域内全部流通宋币。

      辽国的经济命脉,就这样沦陷了。

      与此同时,大量中原书籍经由榷场流入辽国,潜移默化改变着辽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使其更接近中原汉族士民。辽国的文化根底,在软化和漏水,行将瓦解。而这一切,都在榷场贸易中你来我往,展现充分。

      一千年前,地处中原的宋朝,搁置政治争议,通过经济手段唤醒了雄州的边贸潜力。一千年后,在这里拔地而起的雄安新区,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着中国北方的经济新奇迹。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梦想,在华北大地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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