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惠琪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随着国内外贸易自由、金融开放、国际资本流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和发展，中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并把握机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引人注目的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原因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对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试图寻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在原因之要素贡献
资本要素的贡献。当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时，几乎可以假设其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此时，资本供给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资本的供应量由储蓄增长情况决定。资金流动不仅受储蓄水平的影响，也受投资水平影响，二者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此外，一系列大型、持久的固定资产投资政策的诞生，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是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重要驱动因子，不仅如此，由此推动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显著提升，其中投资贡献率更高，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资投入迅猛增长，它所带来的贡献也远远高于储蓄，因此资本要素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劳动要素的贡献。劳动要素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关于劳动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蔡昉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恰好与劳动力供给充足的黄金时期重合，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人口红利的出现使得人力资源使用不断得到优化。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表现是按人口凭票购物。由于大部分票据有地域限制，因此，票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策逐渐发生改变，尤其是票证制度、户籍制度、企业用工制度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跨区域的人口流动限制也逐步放宽。不再限制人口流动之后，劳动人口就业的区域和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入了薪酬相对较高的工业生产领域，释放出一定活力，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他们活跃在城市的各个领域，为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此外，由于国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们的才华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解释西方的经济增长原因，但有一个普遍的认知是提高TFP，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的发展，并且能够确保国家经济长久的稳定的发展。但是，在探究中国经济增长原因时，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期间虽然实现了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有限。例如，张军和施少华指出改革后中国经济的TFP有了明显提高，1979—1998年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大约为28.9%。郭庆旺和贾俊雪发现，1993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1993年以来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总体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虽然有限，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在原因之结构因素
中国经济发生了两次重大的结构性变动：首先，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其次，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这二者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结构性因素。
工业化推进中国经济增长。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推动，这一点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中国也紧紧把握机会，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二产业比重，从而增加第二产业增长值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这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然而，进行新型工业化的转变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即使在当前形势下，也很可能无法在短时间里达成。
城市化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已成为我国二元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表明，城市化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挖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得到推动，但许多城镇的发展依旧面临巨大困境和挑战。尽管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措施并取得成效，农村劳动者前往城市谋生依旧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阻碍。但因前往城市就业而产生的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推动，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变迁有紧密联系，制度作为一种基本框架，约束和改变着市场中各种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制度的变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一旦发生改变，即制度产生变迁，会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西欧，社会经济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是有高效运行的经济机构，而这是由国家的制度因素决定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旨在根据本国具体实际通过创新和调整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将给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它既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又给社会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制度变迁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
中国经济增长的开放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促进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贸易不仅可以促进全球性的商业活动，还可以帮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达成合作，提升经济竞争力，并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仅为206.4亿美元，但随后的40年间，这个数字迅速攀升至2018年的4.6万亿美元并不断增长，到2022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6.3万亿美元。作为推动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出口对国民的财富和福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随着国家对外政策的不断推进，吸引了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引入了大量国际资本。
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对经济的需求。社会对财富的需求可以通过提升个体收入水平以及提升个体社会地位实现，进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当我们追求更高的目标，比如提升社会地位、实现财富自由，以及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时，我们在追求经济收益时也会变得更加积极。
改革推动人们的消费欲望得到释放，新的产品、信息和观念也为人们的生活消费、经营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也激发了他们积极参与经济发展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因
“新常态”是一个新概念，最早由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创造，用以描述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陷入低增长的状态。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30余年的高速增长，依据现实情况，应从目前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逐渐适应新常态。
为此，社会各方都积极探讨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虽然技术无疑是促使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而通过科学研究开发出的产品，则更加符合国家的根本发展需求。但由于它的周期性较长，短期内不能成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唯一支撑。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了经济增长的可能的新动因：
一是寻求延续人口红利，这主要体现在蔡昉的一系列研究中。蔡昉指出，在当前刘易斯拐点显现的背景下，应通过延续人口红利获得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措施包括提供更充分的就业机会、积累人力资本、调整生育政策等。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提高就业率。
二是依据政策增长模式，发挥国内消费的主导作用。郭其友等指出，国内消费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格局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而这要从多个方面深化改革，主要包括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扩大劳动报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和政府的支出结构，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三是推进制度体系的深层次改革。为确保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推进体制转型，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要求我们全面深入地推进资源配置、市场竞争、产业发展和地方政府职能转型，以及实施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
此外，还应注意，在当今多变的开放环境中，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外有效的增长动力理论，但也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有针对性的方式探索转型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以期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